多年來，無論在政界還是其他領域的公開探討中，關于應對全球能源挑戰(zhàn)，其核心問題都是如何保障未來的能源供給。然而，僅僅依靠基礎設施的建設來保證供給、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是無法解決能源問題的。這一點正變得越來越顯而易見。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近期的一項調查顯示，投資于能源生產率——即我們所消耗的能源帶來的產出水平——在減緩能源需求方面的成本效益要高得多。調查表明，我們有機會將能源生產率的年增長率由1%的歷史水平進而提高到2.5%。這樣每天可削減相當于6400萬桶石油的全球能源需求，等于目前全美能源消耗的150%。
提高能源生產率，也是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我們的調查發(fā)現，如果能抓住機會提高能源生產率，就可在達到將大氣溫室氣體濃度穩(wěn)定在550 ppm的長期目標過程中，最高實現此目標所需減排量的一半。
中國的經濟規(guī)模龐大，又正在快速增長，使得中國的絕對能源消耗與發(fā)達國家不相上下。預計到2020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長中，將有三分之一來自中國。
提高能源生產率的意義已變得空前重大。中國政府把能源問題作為首要事項看待，除了廣為人知的“開源”努力之外，還非常注重“節(jié)流”，管理能源需求。在“十一五”規(guī)劃中，中國宣布要通過一系列政策、項目和公眾教育活動，實現到2010年能源強度（即單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標。更新電廠低效的發(fā)電設備、關閉過時的工廠等，都是中國為實現這一目標采取的切實舉措。
但是，無論在發(fā)達國家還是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能源市場經歷的許多挫折，已經打擊了消費者和企業(yè)努力獲得更高能源生產率的積極性；同時也使本可幫助終端用戶度過初期融資難關的投資者望而卻步。這些挫折包括：直接影響高效用能積極性的燃料補貼；消費者得不到充分的信息，不了解有哪些提高能效的渠道可供選擇；高營業(yè)額商業(yè)項目的代理問題，等等。為克服這些障礙，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者與投資者需要在以下三個關鍵領域采取行動。
第一，為電器和設備設定能效標準。能效標準對電器、設備和尚存爭議的照明來說，通常是最有效的節(jié)能方式。事實證明，政府設定能效標準是向更高效電器過度的過程中一種有效的、低成本的方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是推行更嚴格的冰箱能效標準的先鋒，將能效于1970年至1985年間提高了4.4個百分點。這一趨勢甚至在1985年能源價格開始下滑之后仍然持續(xù)著。
第二，為新建筑和改造建筑的能效升級提供資金。供熱和制冷設備的效率是提高能效的最大目標之一。因為建筑物存在的年限很長，未來十年內新建建筑物的能效將影響之后幾十年的情況。預計在中國，新建筑爆炸式的發(fā)展速度仍將持續(xù)一段時間。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機遇，在新建筑中使用前沿的制冷、制熱技術，就可以避免現在發(fā)達國家不得不進行的更加昂貴的翻新工作。
第三，提高企業(yè)能效標準。在當今高價格環(huán)境中，高能源成本對很對企業(yè)來說意味著競爭上的劣勢。機構投資者和其他股東就可以發(fā)揮作用，為提高能效提供動因。比如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能效和溫室氣體排放信息，或鼓勵經理人在業(yè)務運營中“精益”地使用能源。而在國企和其他非市場機構中，將能效方面的表現融入到業(yè)績考核中也是一個選擇——中國事實上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我們的研究表明，在住宅和商業(yè)建筑領域、交通領域和工業(yè)領域，采取上述這些措施可使中國能源需求的年增長速度從現在的4.4%在2020年降低到2.8%，使得2020年的總能源需求降低17%—21%。能源需求的下降還意味著，到2020年時，中國對進口燃料的依賴將至少降低20%，同時減少至少19%的溫室氣體排放。
另外，提高能源生產率也可通過利用現有技術實現，從而節(jié)省新的資金投入，以用于其他領域。我們的研究表明，未來13年內每年再進行1700億美元的投資，就可使全世界的終端用戶通過提高能源生產率獲益。其中，在發(fā)展中地區(qū)的投資占總量的三分之二，僅中國就需要280億美元，即總投資的16%。
這種投資的經濟性是非常吸引人的。從全球來看，我們預測，這些投資可以產生17%的平均內部回報率。鑒于中國的低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在中國的回報率可達到30%或更高。這還不算因減少碳排放給環(huán)境帶來的額外好處，以及減少燃料進口需求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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